合仁德与理性而论：科学家精神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白晨昭

摘要：中国古代科学非常发达，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科技与科学家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即对科学家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进行探究：从求真务实的道义追求阐释当代中国科学家精神形成的文化渊源在于“格物”“正心”的传统认知路径；从学思结合的致用倾向诠释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求知取向、经世致用思想与当代科学家精神之间的关系；从爱国与民本观念分析当代科学家精神中重视群体利益、以人为本这一价值导向的传统文化底色；从崇尚和谐的理想追求将“生生”思想、和而不同趋向与科学家创新理念联结起来。通过梳理当代科学家精神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力图呈现凸显理性的科学与偏向仁德理念的传统文化之间联结的密切性，使传统文化与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彰显出新的特色，从而推动现实社会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科学家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仁德；理性

201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当前科研作风、学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旨在以优良的作风推进科研工作，同时文件中提出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数十年来，科学家精神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引导科学家群体在奋进中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进入新时代，更应对科学界的优良传统、珍贵精神进行凝练升华、继承发展。当代形成的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的科学家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在当代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结合，为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本文即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家精神的结合为研究中心，从而探究凸显理性精神的科学与偏向仁德理念的传统文化之间联结的密切性。

一、求真务实的道义追求

（一）既“格物”又“正心”

《礼记·大学》中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其学说体系形成的基点就在于“格物”二字：“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以说，“格物”是中国古代认知体系的理论出发点，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中与作为舶来品的“科学”一词最为接近的概念。英文中的science最初含义是知识和学问，近代以来特指自然科学，并从日本传入中国。由此，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格物致知既指与正心、诚意相关的修身、明德路径，也可指称对自然科学的探究。“所谓格物，就是穷究事理。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时候，很多中国学者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科学’翻译成‘格物学。’”这样，西方科学体系与传统文化中的格物体系结合起来。当代科学家继承了源自先秦时期思想家们的格物精神，注重培养自身“观物取象”的能力，即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事物，坚持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这一观点，总结其共同规律，由此获得新的认识并归纳上升为各种理论。同时，“格物”与“正心”又是紧密联系的，这正是对科学家研究状态与道德修养的理想化描述，一则在吸收新知识的过程中要摆正学习态度，避免三心二意，这样才能获得更多更好地已有科学理论，二则在具体参与科学研究时，应该坚持理性为先、真理至上，这才是一个合格科学家应该具备的优秀素养。从科学理论的形成路径上谈，“格物”是“正心”的起始步骤，一切科学研究皆是从实践出发，而“正心”是“格物”的道德保证，一切科学研究都需要良好的道德素养来保障。

（二）反对浮夸投机，坚持求真向道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鲜明求真问道的理论追求，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道”之一字，更是对古代自然、社会一切规律的总体性指称。可以说，道论思想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传与发展。由“道”字作具体分化，中国古代有儒家孔孟仁义之道、道家老庄自然之道、天理之道、中庸之道、内圣之道、修齐治平之道等。古代学者对诸“道”的追求，深刻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趋向，培养了古人的向道之心，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也影响、增强了现代中国科学家对自然、人文之道的向往。而这种对道的向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同于对真理的追求。另外，中国古代对道的认知与圣人人格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圣人观中的重智、多能等内涵也影响了优秀传统文化中对道的体认，进而使当代科学家的精神追求中有着充分的重视才能、坚持求真的倾向。而在当代科学理论的发展中，作为实现科学理论现代化的主体力量，科学家们就是要形成良好的作风与学风，也就是要坚持对科学规律的追求，反对未经验证的主观臆断，在科学探究中坚持严谨求实的作风，反对浮夸投机的思想倾向，同时继承先贤以诚信为本的做人基点，坚持正向领导，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反对科学实验过程中的一切弄虚作假动机与现象。求真向道就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反映科学家奋斗指归与历史使命的价值本质。

二、学思结合与致用倾向

（一）知行合一的求知取向

科学本身是讲求实证精神的，即力求获得对事物现象及其原因的认知就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当代科学家的求知态度，也是对中国传统谦逊、好学和求知精神的继承。孔子曾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近代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中国的科技成就让西方只能望其项背。”这样辉煌的科学成就为当代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家研究信心的确立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保证。同时，科学的发展、科学家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理论认知，这是将对道德的认知与实践结合起来，后世也将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延伸至道德之外的其他领域。而在科学家们的实际践行中，就是以“知”为基础、前提，以“行”为关键、重点，必须做到以知促行，以行进知，才能实现真正的知行合一。科学家精神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现代转化的部分成果，其知行合一体系的构建呈现出两方面的内涵：第一，知行一体，科学家们在工作中形成的是概念、理论探究、精神与实践的统一，这几方面在本质上具有一体性，是相辅相成的；第二，知行互促，科学理论的实现与进步需要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并举，既不能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空谈科学理论与科学家精神，也不能只谈科学家精神为何而没有实际的学习与践行行为做支撑。

（二）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向

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不同时代的学术发展都是为了解决那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先秦时期“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孔子广收弟子、编定“六经”就是为了施行“内圣”与“外王”的个人理想，他继承圣贤“以治天下为事”(《墨子·兼爱上》)的性质，怀着“圣王取天下”的政治理想，孟荀等人则关注义利及人性善恶等问题；汉唐时期政统与道统进一步结合，董仲舒在“天人合一”思想下提出天人感应的政治神学，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政治原则。汉代经学家们集中于用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义学说为汉代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提供“奉天法古”的理论体系，借以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秩序。两汉经学关注如何“通经致用”,通过儒术与政治的互动来巩固中央集权政治，随之体现的注疏之学皆是围绕如何解决制度问题展开；宋明时期历经外族入侵，佛道冲击，理学家们对汉唐经学体系显露的弊端加以反思，突破旧有注疏之学，围绕性与天道探讨人生意义问题，其中荆公新学、温公朔学、苏氏蜀学与浙东事功学派皆关注现实，在新政改革与理学创新中关注如何将学术与经世致用传统联系起来。理学家们在理论上梳耙经义，要求以个人致思来解读经书，在经义的发微中深入把握圣人之道，亦可见各家致用之思；至清代，封建大一统政权达到高峰，进入对中国两千年经学发展的总结与反思时期，考据小学兴起，乾嘉汉学家们主张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出现汉宋兼采的致用学派，加之西学东渐的学术思潮及中西文明、军事的碰撞，时人务以经术为治术，一切务以有用为先。以上历数，可见“致用”传统在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中国自先秦时期发展起来的科技，一直紧紧跟随着生产和社会治理的需求，强调的是经世致用的实用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实用性的思想倾向，中国古代科技尤为注重天文学、农业等方面科技水平的提升与应用。当代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致用”倾向影响，多关注经验而很少单独谈论理论，这是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现代科学家精神的核心现实指向。

三、爱国情怀与民本观念

（一）重群体轻个性的奉献精神

农业为主的社会基调决定了古代中国对群体性生存样态的关注，在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构建中，亲属、宗族处于突出位置，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突出对群体利益的关注与保护。农耕生活中以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人们之间的协作意识极为强烈，在社会群体发展中积极寻求群体的归属感。同时，儒学为主的社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群体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强影响力，孔孟儒学强调仁、礼，核心就是如何做到“内圣外王”,即做到修身养德与治政事功为一体。与道家老庄思想不同，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都是强调入世的，汉代儒学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体力量，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也是为了维护群体性的宗法社会秩序。宋明时期理学、心学诸派关注天理与心性，也是通过对天道的体认寻求社会群体相处与发展的规律。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更是对传统中华文化中重视群体价值观的经典论述。由此，传统中国尤为凸显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强调个人服从于国家，个人服从于宗族，群体利益往往高于个人利益，在不同群体、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从属中体现出鲜明的层级性，所以在群体性利益受到影响时，常常通过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方式来保全群体利益。这种关注群体的精神传统也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的种种选择，在面临困难时中国科学家往往团结在一起，在选择时将保障国家和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这样不仅促进各种问题的快速解决，同时在保证群体利益时往往也可以使自身获得应当的利益，体现着科学家们浓浓的爱国情怀。

（二）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管子·霸言》首先提出：“霸王所始，以人为本。本安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管仲看来，要在政治中获得强者地位，首先就是要赢得人心，人民是治政的基础，只有作为根基的民众安定生活，国家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在民众与国家的二元关系中，人民最开始就处于主要位置。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来自于人们对自我的认知、确证与反思，最重视的就是如何为人。《荀子·天论》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人们就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总体思维框架下，认识到自身所处位置，以此做到有限度地有所作为，发挥自身能动性。民的因素在治政中受到各时代思想家关注，《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泰誓》有“惟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认为现实生活中更应关注人道思想。孔子继承周代天命思想中对人的关注，在天与人的关系层面尤为注重人事，故而他强调“为政以德”,从仁义、孝亲等方面引导民众生活，从民的生活稳定层面确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孟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民本理念逐渐彰显。《荀子》强调“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认为君主治政中应该更加关注庶民的作用。之后历代思想家皆会论述民为本的重要性，对人的深度认知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现实社会的思想成为主流，特别是儒家历来强调要在生活世界中实现自我价值，通过体贴人伦日用中的种种规律，进而上达天道，这样的思想追求促进 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关注，故而“以人为本”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显得十分重要。这样的价值导向对近代以来科学家的影响显而易见，诸多科学家在投身科学事业时，无不怀着为人、为民、为国而奉献、奋斗的理想目标。

四、崇尚和谐的理想追求

（一）生生为本的发展追求

“生生”是《周易》对万物生存发展规律的根本揭示，《易传·系辞下》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功德就在于生养万物，这种对万物的生成和养育是不断流转、恒久绵延的，即《系辞上》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思想与阴阳变化之道联系紧密，“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引发的阴阳变易观念是古代宇宙观生成的基本依据，而生生理念也是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根坻之一，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在根源上呈现一种独特的活力，同时充满运动变化与发展的潜力。《乾·文言》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理想境界。天地的大德是整个宇宙的大本，但是在具体施行中，还需要落实到人的生生之德上来践行，即以“天人合一”的思维范式从天道转到人道，以对天地规律的认识来确立人道。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七大生生之德，包括：乐生、好生、健生、永生、创生、和生、厚生精神，以此概括中国人传统思维中的生存哲学、价值追求和精神世界、自强不息精神等。肇始于《易传》的日新之道、变通之道、损益之道等，以及在社会发展中逐渐系统化的生生观念，促使人们对现世关怀逐渐深化，加之对天道自然观的深入认知，由此在根植于实际社会的基础上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变化。生生思想促进当代科学家对事物发展规律探究，同时在探究倾向上更偏向于对与人类生活发展相关科学理论进行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引导了科学的发展趋向。

（二）和而不同的创新趋向

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在与郑桓公谈话时对和同关系有精妙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万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则，对“和”关注才能在不同事物相互联结的情况下达至平衡与统一。《论语·子路》谈到“君子和而不同”,将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修养与和同关系联结起来，反对人与人一味模仿和趋同，推崇“和”的相处状态，由此“和而不同”开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与方法论存在。“同”意味着内部没有不同的东西存在，也就是不存在个体的差异性，而“和”就是维持事物中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坚持不同事物、理念同时存在，相互补充，从而在整体意义上达至和谐境界。中华传统文化中逐渐形成的“和而不同”思想就是主张在认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允许事物存在不同和差异性，在坚持基本核心理念不变的前提下推动不同思想、事物的和谐统一。同时，“和而不同”在自然观意义上，就是强调自然界本身是万有不齐的，即认为自然界事物种类繁多，没有什么事物是完全一致的，将差异性视为世界运动变化的最根本特征。现代中国的科学发展，主要是对自然界的探索，其思想根源就包括科学家们对和同关系的正确认知，即在科学探索初期就树立自然规律应是“和而不同”的这一理念，进而为了实现自然科学的“和”这一目标，从不同领域进行探索钻研，形成各自具有鲜明差异性的科学理论。此外，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科学家们也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人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必须有不同人员、群体的协作配合，“和而不同”理念可以有效推动科学研究在根本追求一致的前提下进行争论、探讨。

结语

我国古代并不缺乏科学精神，素有谦虚好学的求知传统和对权威的怀疑精神。自先秦始，我国就萌生了求真务实的理性化科学追求，同时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使科学精神内涵不断得到扩充，我国传统意义上科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当代科学家身上，其理论集合就是科学家精神。从总体上看，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科学精神的形成和科学方法的探究是分不开的，“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科学方法是为某一科学研究能否得出成果提供了可能性，而科学精神则提供了促使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探索 的动力和精神力量。”当代中国形成的科学家精神，就是推动科学家们进行科学探索的核心精神动力。在中国几十年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承自传统文化的科学家精神逐渐得到体现：“两弹一星”伟业中，不论是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还是发展军工中默默付出的无数工人、解放军以及各行各业支持中国核事业的人们，都彰显出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科学家精神；农业发展中，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发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核心精神，为我国以及整个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大帮助；其他诸如黄旭怀、南仁东、屠呦呦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怀着自身的爱国情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在自身的奋斗与坚守中生动诠释了当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

科学家精神的形成，就是在理论认知上，坚持在“格物”与“正心”相合的理念下，反对虚妄浮夸，坚持求真问道的理论追求，以“知行合一”的求知取向在现实中坚持中华文化中的致用传统；在社会传统上，继承中国古代对家族群体关系的重视，维护集体利益，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在科学研究中集中于对人之利益的维护；在理想追求上，贯彻传统文化中的生生思想，保持对真理探寻的热情和对事物必然产生变化、不断更新的认知，坚持和而不同的创新趋向。在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影响下，科学家精神定然会迸发无穷的创造力，在回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帮 助我们建设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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