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先后获得四川省和二机部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续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共和国勋章”等荣誉,2019年1月16日,于敏与世长辞。
在共和国群星璀璨的科技“银河”里,于敏是由我国自己培养成长起来的著名科学家。他没有出国留过学,而是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人。
天才中的天才
童年于敏(右一)
于敏是在家境困苦的条件下度过青少年时代的。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父亲是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前夕,父亲失业了,家里再无力供他继续求学。老师和同学们都深深地为这个天资聪慧、品学兼优的学生感到惋惜。这时,一位同学的父亲出于爱才,把于敏介绍给天津启新洋灰公司,由该公司资助于敏读书。
(青年于敏)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学习。然后,随着对物理越来越深的痴迷,使他两年后不惜辞谢了资助,每月靠仅能买一袋面粉的奖学金转入理学院物理系。
于敏醉心于当时物理学前沿的“量子场论”,常常昼夜苦读,无论环境多么嘈杂,他总能潜心入境,乐在其中,遂得一雅号“老夫子”。
于敏也喜欢数学研究,为此经常去数学系旁听。有一次,北大数学系搞了一次“逆天”的考试,数学系的天才们全被难住了,最高者也只是勉强及格。然而,当老师批改到一份试卷时,发现这位学生竟然全部答对,这份试卷是于敏的。从那以后,于敏便成为北大师生无人不知的“天才中的天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又以“量子场论”作为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先生。在胡宁先生的指导下,他完成了《核子非正常磁矩》研究论文。作为导师的张宗燧很赏识这个得意弟子,说自己教了一辈子的学生,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聪明的。
对于这些夸奖,于敏说:“我不笨,我自己认为我也不聪明,但是我是很勤奋的。” 在读大学期间,每年暑假,由于没有路费,回不了家,他就常常跑到景山顶上去,拿着课本、习题,趁景山的凉风。所以,于敏常常说,“我觉得我也许有点天赋,不过我想我不是很聪明。”
“国产专家”一号
1951年,在北大做助教不到一年的于敏,转到了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专心从事科学发展的重点项目之一“原子核理论”研究。
接受任务的那天夜晚,于敏躺在单身宿舍的硬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是于敏50年科学生涯中的第一次转折。多年后,于敏在谈起那段经历时说:“青年人选择职业和专业方向,首先要选择国家急需的。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与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会有所作为,才会是一个无愧于祖国和民族的人。”
(青年于敏)
于敏用行动验证了这一席话不只是他的豪言壮语。从那时起,于敏一头钻进当时国内薄弱环节的“原子核理论”,从头做起,废寝忘食,孜孜不倦。
于敏先后与合作者一起办了多次原子核理论培训班,为国家培养了数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技人员。五十年代末,于敏坚实的基础理论,对物理问题深入浅出的理解,分析问题的透彻与清晰,纯熟自如的逻辑推理,有根有据的独特见解,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应变能力,受到国内外同行和前辈的关注和赞赏。
钱三强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彭桓武也评价说:“于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会原子核理论。”
一次,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在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十分钦佩地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幽默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之外,基本都是国产的!”这位专家惊奇地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转行攻克氢弹原理
1961年1月12日,于敏应约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开门见山对他说:“组织上打算让你参加热核原理研究。”
当时于敏一直在做基础理论研究,热核原理研究其实就是氢弹原理研究,这是项集体性、应用性很强的工作,而这项工作他还没干过,这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对此,于敏后来回忆道:“氢弹研究不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精神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好,我去转。”
于敏接受任务后,从此隐姓埋名,投身到一个新的神圣的研究领域。这对于敏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学习的过程。他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很快进入了“角色”。凭借着扎实的理论基础,于敏把众多纷繁复杂的物理问题逐一进行研究,依靠集体的力量,分段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为氢弹原理的理论探索奠定了许多不可或缺的应用基础。
于敏(右一)和邓稼先(左一)在核试验基地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于敏带领的热核理论小组与邓稼先带领的核武器理论小组汇合,全力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8月,经过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多方探索,反复研讨,集中到两种理论模型,明确了氢弹的主攻方向。由于当时全国仅有两台J-501计算机,一台在北京,一台在上海,于是邓稼先和于敏兵分两路开始攻关。
1965年9月底,于敏等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利用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J-501计算机,进行了大量核数值模拟结果的理论分析,经过近三个月的持续努力,终于找到了造成自持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探索到了氢弹原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上空成功炸响,天空出现两个太阳。当看到测试结果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时,现场的一张张脸上挂满了激动和喜悦的泪水。从不喝酒的于敏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一一向大家敬酒。但他没有忘记,后面还有很多、更难、更新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去完成。
工作中的于敏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岗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于敏(前排左四)在梓潼院部小白楼前参加中物院老中青专家代表座谈会
更看谋略称筹幄
于敏不仅学识渊博,工作勤奋,而且兴趣广泛。年轻时,他的桥牌、乒乓球都玩得很好。在邓稼先的影响下,他还特别喜欢看京剧,喜欢看中国强项的体育比赛项目,尤其喜欢看中国女排参加世界大赛的实况转播。于敏从小爱好古典文学,能整首整首地背诵唐诗名篇,大段大段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70年代在核试验场,一次试验前夕,因有所感,于敏与陈能宽一起,一人一句地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从开篇一直背到结尾,一时在核武器研究院传为佳话。
在73岁那年,他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
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
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
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
百家争鸣竞风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奖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1999年9月18日,于敏作为大表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大会上发言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他自幼立下了科学救国的远大志向,数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才华奉献给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
正如于敏说的,“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够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