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术灵思世所倾

王淦昌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对于他一生的成就，曾有评论说：“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

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到物理系学习。1929年，在第二位导师吴有训的指导下，王淦昌完结了我国首篇关于大气放射性实验的研究论文，同时也开启了他长达69年的科研征程。

1930年，王淦昌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德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纳。不久，他兴奋地提出了可能发现中子的设想，导师不以为然，未坚持研究。几个月后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年轻的王淦昌第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1934年获博士学位后，他以“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坚定信念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1942年1月，于美国《物理评论》发表《关于控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引起了实验物理学界的极大重视。美国阿伦博士按照此建议初步证实中微子的存在。1947年王淦昌提出更新颖的探测思想，被物理学界称为“王—阿伦”方法。后美国物理学家莱茵斯和考恩依据此方法探寻，最终确认中微子的存在，并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王淦昌第二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1953年到1956年，他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1959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那时许多人都相信，王淦昌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然而，他选择放弃研究，归国投身祖国研制核武器的事业中。这是第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1964年，他和苏联巴索夫院士同时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1984年5月9日，西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王淦昌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50周年仍在科研第一线，成为享有这一荣誉的唯一中国人。他以终身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在世界物理学和中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西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王淦昌荣誉证书

科技园丁勤耕耘

1934年，27岁的王淦昌回国担任山东大学教授，1936年后任浙江大学教授。他对待教学认真严谨，作为教师备受尊敬，人们亲切地称他为“Baby professor”。

1948年秋与浙大物理系47级学生合影

他认为，想要近代物理在中国得以发展首先就要培养人才。他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学生积极创造实验条件，开设了近代物理实验课。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王淦昌与浙江大学师生被迫流亡迁移，即使条件恶劣，只要一停下来，他就立刻开始为学生讲课，安排实验课程。王淦昌时刻牢记恩师的教导“科学救国，科学强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

王淦昌作学术报告

王淦昌曾担任20年的大学教授，桃李满天下。他以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和高尚的品格培育了众多科技英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他的学生和曾在他指导下成长的就有14位之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也是他的学生，李政道曾这样回忆道：“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学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李政道是1943年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的。他对王淦昌老师非常感激。1987年5月28日，李政道专程从美国回到北京，祝贺王淦昌80寿辰。在他的致辞中说：“在座的都是王老的学生，希望我们都像王老那样，勤奋工作到老。”

王淦昌（右）与李政道交谈

王淦昌认为教育为本，人才培养十分重要。1989年4月，王淦昌到梓潼九院出席会议。会后，工学院领导请求他留下题词。他欣然提笔，书写了八个大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以鼓励工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努力为九院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王淦昌为九院工学院题词

学以身许国仁智勇

1961年，王淦昌毅然放弃了基本粒子研究，奉命研制核武器。从此，他改名为王京，毅然表示“我愿以身许国”。从此隐姓埋名17年，奔赴长城脚下、青海高原、新疆戈壁……他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61年4月，王淦昌受命秘密地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当时还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王淦昌（左）和朱光亚（右）陪同聂荣臻元帅在核试验基地

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别自己的家和亲人，来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这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王淦昌当时56岁，是青海高原上最年长的科学家。他咬着牙坚持着，喘着粗气开展试验。他给自己规定，无论如何一顿饭必须至少吃一个馒头。他知道只有自己吃得下饭，才能补充营养，才可以在高原上坚持下去。身边的年轻人劝他多休息，他说：“我们这些搞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从事我们这个事业的科学工作者，不能怕艰苦，不能过多地考虑个人生活。饭吃饱了就行……”他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王淦昌在原子能院氟化氪激光实验室指导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原子弹成功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这里也有他的心血。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之后又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人们称王淦昌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王淦昌为“二九联谊会”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