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

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

当年吴钩，申城淬火，

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

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

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写给于敏先生的颁奖词，也是对他一生的凝练和嘉许。

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2023年1月16日是于敏院士逝世四周年，谨以此篇简要回顾于敏为中国科技事业奋斗的那段峥嵘岁月，以此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个人简介

于敏 （1926年8月16日一2019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201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奖

早年经历

于敏之父于振霄，为家中长子，就职于天津市财政局；其母王氏，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不识文墨。家中子女仅有二人，于敏排行第二，起名为慜，字敏之；其姐名帼秀，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地下党，1946年到解放区以后改名于愫。后来，在姐姐的建议下，于敏将名和字合二为一，自行改名为敏。

于敏与父母合影

于敏的少年时代，历经贫苦和战乱，对贫困动乱的旧中国有深刻的印象，对爱国强军有强烈的愿望。“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惨痛的印象，而我周围很多同事都是在国外留学，出于爱国热情，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祖国从事这项工作，这都对我影响很大，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年轻的新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这促使我下决心从基础研究转研制。”

于敏有极高的自然科学理论兴趣与天赋，大学时代曾不惜代价从机械专业转向物理学，并选择了理论物理中最抽象繁难却是物理学前沿的量子场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有理论天赋的青年学子最易登堂入室，甚至攀登高峰的领域。在理论物理前沿探索创新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青年才俊不乏其人：1932年的海森伯、1933的拉克、1957的李政道，都在31岁时因理论物理创新而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

于敏的学术研究工作开局良好，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后，导师张宗隧这位中国统计物理与量子场论的开拓者，也不禁赞叹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但是，当中国核武器与原子能和平利用需要于敏从量子场论转向原子核物理时，于敏虽心有不舍仍然从国家需要的大局出发，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当于敏在新的原子核理论方向渐入佳境，进入国际前沿，受到同行高度赞扬时，钱三强又从氢弹理论预先研究的重大需求出发，要求于敏再次改行，转向国防科技研发领域。于敏经过一番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就欣然接受了时代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决定再次改行，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地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从此，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于敏基本上隐姓埋名，潜心一志地献身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

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北大理学院荷花池

朱光亚在《于敏院士八十华诞文集》序中评价道，“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他自幼立下了科学救国的远大志向，数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才华奉献给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因此，在祖国的需要面前，于敏曾两度转行，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事业中来。

神思独运的氢弹突破

人们无不惊赞于敏不可磨灭的科技贡献：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突破氢弹原理，发明世界氢弹两大构型之一——“于敏构型”，中子弹及其他核武器的研发，受控核聚变与X光激光的探索，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战略建议等等。于敏的才华也引起大家的热议，学界与媒体广为流行一种说法：“他永远是那个临门一脚的人。”何祚庥院士的说法更为具体生动：“到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却总是于敏院士。”

“临门一脚”的比喻十分形象生动，无疑可以加深人们对于敏突破氢弹贡献的理解。但是，这一比喻过分强调最后关头的能力与贡献，似乎不足以客观反映于敏突破氢弹的全程贡献：从零起步，筚路蓝缕，独辟蹊径，一举扛鼎创造科学奇迹。如果要以足球赛场作比，于敏的作用更像从后半场带球起步。以惊人的技巧，突破多重封阻，带球直逼对方球门，最后临门一脚，定鼎赛局。

于敏加入氢弹研发工程时，核大国研发氢弹的技术途径与具体方法绝对保密，不可能借鉴。氢弹的研制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科研人员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几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图为科研人员在使用的J501计算机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于敏从事的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长长地舒了口气。回顾那一天的心路历程，于敏说：“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两年八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丰富的晚年生活

于敏晚年时虽早已退居二线，但是，他心中仍然时刻记挂着我国的核事业，经常参与学术会议，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78岁的于敏曾告诉记者，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晚年的于敏仍然喜欢看京剧和古典文学，年轻时最喜欢《三国演义》，现在则更喜欢《红楼梦》。年轻时喜欢的桥牌到了晚年已多年不打了。只是偶尔与妻子一起领孙子逛逛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拳。于敏对小孙子十分疼爱，祖孙两人经常一起下棋，给小孙子讲《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回忆年少求学时最清苦，却也是一生中最充实，快乐的时光。

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于敏对“宁静”有着自己的解释。“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如果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还有希望的话，它必须要有一批人，去追求一个崇高的价值观，去以民族振兴、国家振兴为己任。必须每一代都有这样的人出来，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而于敏正是这样的人。

“一生为国铸核盾，一世愿做淡泊人”。于敏，无论是敬业精神、思维方法、生活方式、道德风范，爱国情怀和兴趣爱好均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肥沃的土地上，闪耀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光彩。今天的中国，我们不再为了和平而担忧，每个人都能吃饱饭、每条路都能走回家。我们身处不同时空却有着相同梦想，那就是为国家强盛民族兴旺而不懈奋斗。

您来时满目疮痍，

您去时锦绣河山。

我辈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