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1929.5.15—），湖南长沙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1957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1年回国，在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研究所和邓稼先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他巧用“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了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有误，从而支持了我们自己的计算结果，取得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大进展。他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周光召常常告诫年轻人，他说，“具体的人生道路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只有怀着深深的爱国之情，以国家需求作为己任，才能保证你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正是周光召的人生写照。从学生时代的专业选择、祖国召唤下的研究转向、领导岗位的助推科技改革，周光召的选择理由只有一条——国家需求。

学物理 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

1929年，周光召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凤九曾任湖南大学教授，母亲陶振昭是一位善良、温和的家庭主妇，在温馨、重教而又无拘无束的家庭环境中，周光召从小便开始树立自由的思想，形成独立的人格。

1942年，周光召进入重庆南开中学。由于他自幼便不喜读古文，对上国文课也有点讨厌，却对数学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数学老师叫唐秀颖，唐老师讲课生动，常常出题让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周光召也总能独辟蹊径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数学难题。唐老师发现了这位有着数学天赋的学生，更是悉心指导，因材施教，钻研数学成为了周光召的一种乐趣，并伴随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后来，周光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到，“我在南开中学待了有5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当时那个学校的数学老师非常好，是一位叫唐秀颖的一位老师，她给我的帮助最大，影响也最深。”

1946年秋，周光召考入清华大学先修班，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正式成为了一名清华学子。在选择专业时，他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的陈砺对他说：“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就这样，还没有学过物理知识的周光召选择了物理专业，并师从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叶企孙、王竹溪教授，两位老师的严谨学风和严格要求，给了周光召以很深的影响。1952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迈出了为人类崇高理想奋斗的重要一步。

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成立原子核研究所，共同研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次年，周光召被国家选派赴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在苏联的几年，周光召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30篇学术论文，几乎全部是他一个人独立或以他为主完成的，他首先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律”，成为世界物理学界公认的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当时国外媒体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

1957年，周光召（左4）与王淦昌（左5）赵忠尧（左1）、胡宁（左3）等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研讨工作

回国研究原子弹 国家使命在召唤

正当周光召在杜布纳的科研成果涌现的时候，国家向他发出了号召。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为理由，停止对我国进行原子弹研制的援助，并开始撤走所有在华专家。苏联的突然毁约使我国刚开始的原子弹事业面临着巨大困难。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此时，国家需要大批优秀人才补充到原子弹研制队伍中，周光召没有犹豫，他同数十名海外专家、学子向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以填补由于苏方撤退专家而造成的科技人员的空缺。

参与原子弹研究，就决定了要放弃从事多年且有一定成就的研究方向，对此，周光召仍然没有犹豫，就像他在给二机部部长刘杰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1961年2月，周光召回到祖国，担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开始了长达10多年隐姓埋名的生活。周光召后来回忆说：“我在莫斯科的研究工作与‘两弹一星’毫无关系。在祖国召唤下，我改行从事了过去从未接触的科研工作，这个召唤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也有个别同志不愿放弃原来熟悉的道路，不愿转到国家所需的轨道上来，后来这些同志在科学上也没有重大的贡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过程中，唯一可参考的资料是苏联专家向二机部领导介绍情况时所作的一份简要记录，记录中苏联专家提供的一关键参数却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有了偏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光召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最大功估算，证明了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有误，从而论证了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研究人员进行的理论结算结果是正确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有人称赞周光召为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却谦逊地说：“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推动中科院改革 考虑的是全国 全民族的长远利益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科学技术在这场历史性改革浪潮中何去何从，如何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党中央关注的问题。1982年，中央提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1985年，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吹响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进军号。中科院是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在这场改革浪潮中必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周光召于1987年担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继续以饱满的热情领导中科院开展一场新的“战役”。

中科院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有过很多阻力，也遭受社会的非议，但这些都不能阻挡改革脚步，因为在周光召看来，“科技体制改革，要站在国家的高度，把全国、全民族长远利益放在我们自己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之上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周光召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提出中科院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把科学院的主要力量组织和动员到国民经济主战场上去，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继续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并在此基础上，把中科院的基本发展模式总结为“一院两制”。

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与此同时，这场改革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企业，加强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经济建设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1999年9月8日，周光召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