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谋发展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一大批科学家，这其中有从海外归来的大科学家，也有本土培养的天之骄子。在简单的聚会之后，他们就要踏上属于自己的征程，用所学到的知识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1956年6月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与参加制定全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全体学部委员和科学家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开始重整科技力量，建立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和其他科研机构，着力发展国家科技事业，并强调科技与经济社会相结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国家加强各项事业的统筹规划。1956年，为了系统地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中央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也叫“十二年科技规划”）。这一规划，是中国发展科技事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科研力量薄弱，研究机构不过三四十个，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600余人。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过半。在这一年的 9 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用 10—15 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 年 2 月，他进一步强调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 10 到 15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 1954 年 2 月被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批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
按照总路线的要求，1954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组织各部门制定“国民经济十五年计划（1953—1967 年）”，这也是政府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项有力举措。中科院在 1954 年 5 月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十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拉开了尝试规划科学技术的序幕。
同时，为发展科学事业，党中央对海外留学人员发出号召，邀请他们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在党的号召下，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郭永怀等一大批科学家破除一切艰难险阻，陆续回国。这批人的归来，为我国科研力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原来合作的基础上，在提供科技资料、技术考察、互聘技术专家、互派实习生与留学生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6年，中国向苏联派出留学生与研究生7500多名，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学成回国。
1955 年 1 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苏联顾问柯夫达建议中方组织规划全国科研工作，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中提出的最重要问题。随后，中科院向国务院领导报告柯夫达的建议，提出由国家计委、中科院、高等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成“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委员会”，以制定全国科学事业五年计划方案和十五年计划草案。同年 4 月 22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中科院党组的报告，刘少奇副主席强调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应责成国家计委、中科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提交中央讨论解决。
至1956年，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各地科研机构、全国高等院校等所组成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科研队伍也初具规模。众多科研机构及科技人才，为制定出一个比较全面而科学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创造了条件。
（1951年毛泽东和钱三强等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先后主抓“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完善和落实、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组建、解决科研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各方力量的组织和协调、建设一批试验基地等方面的工作。具体执行“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单位主要来自中科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另外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例如，在 57 项任务中，以中科院为“主要负责单位”“联合负责单位”及“主要协作单位”的任务占总项数的 87．7％。中科院扮演了“火车头”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角色。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分层次的体系。原子弹和导弹等顶层任务是由毛泽东作出最高决策，周恩来和聂荣臻主抓，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主持的。1953 年，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向中央建议发展原子能事业。1955 年 1月15日，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汇报铀矿及核物理研究等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高兴地谈了他对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意见，并强调：“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了时候，该抓了。”同年 4 月中苏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物理研究的协定。1958 年，中科院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到 1961 年，面对苏联拒绝提供关键技术等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研制原子弹和导弹，为此中央在 1962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机部九所（后改称“第九研究院”）以及中科院等众多机构进行攻关和大协作，在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科技突破：1960 年 11 月5 日发射“1059”近程导弹（“东风一号”）；1964 年 6 月 29 日试射“东风二号”导弹；1964 年 10 月16 日试爆原子弹；1966 年 10 月 27 日发射核导弹；1967 年 6 月 17 日试爆氢弹。核弹和导弹等方面的突破不仅带动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而且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显著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
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工业建设项目和产业部门科研项目在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实施苏联援华的“156 项工程”，其中，有大约 1／3 的工程属于国防工业，还有 1／3 的工程属于重工业。它们为基础工业和基础技术做了补白或补强，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显著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改变了产业布局。骨干企业和部委科研机构消化吸收苏联的技术，为提升兵器、冶金、化工、生产自动化、动力机械、大型机械、精密仪器、电子技术、农业机械等方面的科研水平作出了直接贡献，还为科技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
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指导下，经过“院系调整”的高等院校积极改进学科布局，增设新兴学科和国家急需的学科，特别是建立许多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相应的二级学科和专业，加速培养科技人才，同时承担“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科研项目。另外，中国向苏联和东欧派出了一两万名留学生，聘请了超过万名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大学毕业生和外国专家充实到科研、设计、生产、教育和管理等部门，为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建设工业项目和发展其他事业提供人力资源。
尽管受到中苏关系恶化等事态的影响，但“十二年科技规划”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还是能够按照预期实施。到 1963 年，“十二年科技规划”的 57 个主要项目已经完成 50 个，其中不少项目是提前完成并得到实际应用的。的确，“十二年科技规划”对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实施这个规划，中国不仅解决了当时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而且还迅速建立起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技术、核物理、火箭技术等新兴学科门类，缩小了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 。
规划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随着国家建设事业和世界科技不断发展，中国政府增设了“十二年科技规划”中没有的人造地球卫星、万吨水压机、抗疟药物等重要科研项目。1957 年 10 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1958 年 1 月，中科院组成以钱学森、赵九章为首的小组，着手规划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同年 5 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肯定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在 1970 年 4 月 24 日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1964 年，中国领导人应越南共产党的请求，决定研制抗疟药物。中医研究院屠呦呦研究组发现青蒿提取物对疟疾有 60％ 以上的抑制率，1971 年改用乙醚低温提取青蒿素，将提取物抗疟效果提高到 95％ 以上 。由于该项成就，屠呦呦在 2015 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十二年科技规划”已经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完成。它留给后人诸多宝贵经验和启示，值得我们回味和借鉴，老一辈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经过 70 年的奋斗，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进入了由模仿向创新转变的阶段，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如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变革态势和特征。新生代的年轻人，应该扛起新时代的大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征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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