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丰碑

56年前的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我国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为核弹家族的一员原子弹，中国有了。但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于是，氢弹便成为新中国核弹家族，亟待补充的重要一员。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罗布泊上空传来了一声爆响，霎时间，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爆发出的光芒比太阳还要耀眼千万倍。当天深夜，这条消息从北京广播电视台传入千家万户。一时间，举国沸腾，举世震惊，各国争相报道、评论。

北京广播电台17日深夜广播：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到18日零时，北京市内就已经出现了大批的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天安门前的长安街路灯辉煌，交通警察大量出动，维护现场秩序，人们在天安门前广场上张贴了“热烈欢呼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标语。

英国《泰晤士报》以《中国爆炸氢弹》为题，发表评论称：中国在通向完全核地位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又一次使西方专家们大为惊诧。她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实现，比预计早了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中国由原子武器到制造热核武器所用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短，现在已经追上了法国。

对西方来说，中国如此神速地爆炸了氢弹，似乎是一个不解之谜。其实，只有中国人明白，这颗氢弹爆炸的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隐姓埋名，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多少国人翘首以盼，心心念念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的崛起，标志着勤劳聪慧的中国人民再不会受人欺侮了。

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那个故事，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2年，美国科学家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推断原子弹爆炸提供的能量有可能激发大规模的核聚变反应，并想以此来制造一种威力比原子弹更大的超级核弹。1952年11月1日，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氢弹试验，试验代号为“迈克”。试验装置以液态氘作热核装料，爆炸威力在1000万吨TNT当量左右。但该装置连同液氘冷却系统重约65吨，不能作为武器使用。

苏联于1953年8月12日宣布进行了氢弹试验。试验装置中第一次使用了氘化锂作热核装料，因而重量、体积相对较小，有可能用飞机或导弹来投放。

美、苏为显示核威慑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还曾研制过一些威力高达几千万吨TNT当量的热核武器。

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而严加保密。直到1979年，美国人莫兰德发表了《氢弹的秘密》一文，人们对氢弹的奥妙才略知一二。而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还被美国政府视为一起泄密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获取一丁点帮助，完完全全要依靠自己。如果说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还有苏联专家起了一些引路作用的话，那氢弹研发则完全是“白手起家”

1960年12月的一个早晨，物理学家黄祖洽来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对他说: “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部党组的一个重要决定。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我们要组织一个氢核理论小组，先行一步，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可行的结构进行探索研究。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啦!你原来那个组叫47组，这个轻核理论组就叫470组吧，要特别注意保密。”就这样，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一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秘密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他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变自己追求了几年的量子理论研究，从头学起，去搞原子核理论。10年刻苦研究，于敏发表了专著、论文20余篇。钱三强评价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而现在，于敏又要从一个基础性很强的科研领域，转到氢弹原理这个应用性很强的领域。但于敏没有犹豫，在沦陷区度过童年的他，忘不了“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得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是，这个被众多天才称之为天才的人，又一次在新的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智。有一次，国外刊物报道了一种新的截面，这个截面的数据非常理想，大家都很感兴趣。但要重复这个实验，不仅需要几百万人民币，还要花两三年的时间。于敏苦苦思索了两天，做了详细分析，得出了结论。他对同事们说:“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么个截面，而且任何其他反应截面都达不到这个数。我们根本没必要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重复这个实验。”过了一段时间，外刊的又一篇报道，证明了于敏的想法，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国家节省了一大笔经费，也省下了不少时间。对于这批研究者来说，他们的起跑线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手中的主要武器只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不知疲倦、攻关克难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探索者的队伍不断扩大，最多时达到40多人。这期间，钱三强又委派黄祖治兼任九所物理理论部的部分工作。紧张的工作、连续的失眠使黄祖洽得了高血压和疲劳综合症。但老年的黄祖洽回忆起当年，仍说:“如果你问我那些工作是不是太苦了? 是太辛苦了!但我觉得，如果再要我去做的话，我还是愿意去做的。”

在这几年里，一篇又一篇论文交到钱三强手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山头被科学勇士攻克。黄祖治、于敏和同志们提交研究成果报告60余篇，对氢弹的许多现象和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历史已证明，氢弹理论探索先行一步是钱三强、刘杰的一着妙棋，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打下了基础，赢得了时间。

与此同时，1963年9月，核武器研究所组织一部分科技人员围绕设计含热核材料的原子弹，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首次核试验成功以后，核武器研究所迅速将大

部分理论研究人员组织到气弹研究中去。1965年1月，为加强氢弹理论的攻关力量，二机部决定将原子能研究所的黄祖治、于敏等31人调到核武器研究所。这样，氢弹的理论研究队伍汇聚在了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科研攻关“拳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站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难想象那代人，为了一件事情，为了一个目标，究竟牺牲了多少，放弃了多少。那个年代似乎很遥远，因为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享受了太长时间的和平；那个年代又似乎很近，因为我们时常听到他们的故事，传承和弘扬他们的精神。如今，在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已经长出了一片新的森林。

“两弹一星”是一个传奇，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镌刻着一句话语：以身许国，隐姓埋名！这面旗帜，映射出一个信念：用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