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是其六世祖，父亲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是著名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从 5岁起，邓稼先就跟着父亲在北平读小学，后考入北平崇德中学。除小学课程外，还要读四书五经，每天背诵古诗词，后来又苦读英文，专攻数学。父亲的严格教育为邓稼先以后学习研究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学生举旗上街庆祝“皇军”的胜利，正在读高中的邓稼先怒不可遏，将日本国旗扯碎，踩到脚下。父亲担心邓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临行时叮嘱：“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稼先牢记父亲嘱托，立志科学报国。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知名教授。在大师云集的学术环境中，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激昂校歌声中，邓稼先在学术上思想上都获益匪浅。1945年，为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激怒了要求建设和平民主新生活愿望的百姓。大学毕业后的邓稼先来到昆明市文正中学、培文中学教数学，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他带着对家人的思念，带着报效国家的满腔热血回到了阔别以久的北平。这个时期，他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著作，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成功，一个崭新的中国必将诞生。这时的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咐“要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处”，于是，为了实现自己用才智为祖国效力的夙愿，邓稼先于1947年参加了赴美研究生的考试，并顺利通过。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他表示：“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由于邓稼先的天赋和勤奋，不到两年他就修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即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以满腔热忱投入工作，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并于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制核武器，最可怕和防不胜防的是核辐射。邓稼先一次又一次主持核试验，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性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内行人叫“吃剂量”。1979年的一次核弹实验时，因降落伞在空中未能打开，核弹从高空坠落地上摔裂。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故，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邓稼先在明知接触核弹碎片可能会致癌的前提下，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就是这件事，让他受到了致命的核辐射伤害。邓稼先回到北京后，身为医学教授的许鹿希得知此事，立即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尿液具有放射性、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不久，他回到核试验基地，受放射物影响已步履维艰，却仍坚持亲手装雷管，甚至第一次用院长的权威下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他就这样在基地带病工作了很长时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1984年底，邓稼先仍然指挥了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试验前夕，他接连几天拉肚子，大便带血，他却以为是痔疮出血和高血糖病。这年他才60岁。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组织指挥的一次核试验。

1985年，邓稼先被诊断患上了直肠癌。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住院363天，动了3次手术，一直疼痛不止。即使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占据邓稼先脑海全部的仍然是中国的核事业，忍着病痛和核物理学家于敏共同书写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病榻上，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的这样快。”邓稼先先后做了几次手术，但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邓稼先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在国庆节时，去看看天安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他解密：“一辈子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于是，派记者去采访他，写出了长篇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这时候，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才知道他是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