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
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这个是真正的价值。

——程开甲

程开甲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武器技术专家，曾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国防科工委核实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及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委、顾问。

程开甲被誉为“中国核司令”，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在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作出突出贡献。他开创、规划领导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研究，是中国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提出了普遍的热力学内耗理论，导出了狄拉克方程，提出并发展了超导电双带理论和凝聚态TFDC电子理论。

2014年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向获得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颁奖

少年时代程开甲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出生于江苏吴江。1937年被浙江大学录取，受教于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学界一流的老师。1941年毕业后留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但彼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动荡时代。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程开甲跟随浙江大学一路西迁，四年中换了7个地方。物质的匮乏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伴随着程开甲，这份求学的悲愤和苦楚，始终激励着他，并立志要科学救国。

程开甲在浙大的成绩单

1946年8月，在李约瑟博士的推荐下，他和彭桓武一样，成为了著名物理学大师波恩教授的学生。在此期间，主要从事超导电性理论的研究，与导师共同提出了超导电的双带模型。1948年，程开甲获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4月的一天，当他看到解放军敢于向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开炮时，他第一次在这个备受歧视的国度有了“出了口气”的感觉。他说：“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程开甲（后左一），玻恩（前右一）

1950年8月，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放弃了国外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整理好行装，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了祖国。在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夫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刚回国的十年，是日子平静的十年。他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物理系，程开甲协助施士元教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固体物理教材《固体物理学》，对我国固体物理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成立并创建物理教研室以满足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需要。

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他来到了北京元大都土城墙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接任副所长。从此20余年间，在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中，扎根戈壁，隐姓埋名，为国开利甲，两弹裂长空。

在此期间，程开甲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等试验。

核爆炸试验现场（左三为程开甲）

在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后，程开甲和朱光亚决定要亲自进入爆后的坑道里，看看地下的坑道和测试间爆炸后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地下核试验中的近区物理测量仪器就放在测试间里，但通往测试间的通道在爆后受到冲击波的挤压，10多米的通道被挤压成了直径仅80厘米的小管道。钻入爆后通道和测试间去获取第一手资料，这样的事情在核试验的历史上也是极其少有的。通道的放射性剂量大、危险性高，进去肯定是危险的，工作人员劝说他们不必去冒这个风险，程开甲却说：“你听说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在他看来，没有进到洞中实地勘察、亲身感受，就得不到第一手资料，正因如此，他每次都会去到最危险、最艰苦的一线，甚至下到最危险的核试验爆心。他说，“深入虎穴”得到的试验现象分析，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

程开甲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与其他功勋科学家不同，除了科学家的身份之外，程开甲还是一位军人。在罗布泊的二十年时间里，程开甲参与组织指挥核试验30多次，是名副其实的“核司令”。面对核武器事业这一战略工程，程开甲也十分注重培养人、带队伍。他要求科研和参试人员不要只做锦上添花之事，要丢掉“洋拐杖”，打破权威束缚，独立研究、创新攻关。经过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和试验，试验队伍中先后成长出10位院士和40多位将军，填补了国内许多科研项目的空白。

这位被誉为“中国核司令”的老院士曾在自己的百岁生日之时说道：“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肺腑之言，一生为国铸盾，映照百年风云。对于获得过的崇高荣誉，他这样诠释到：“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成就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今天，让我们缅怀这位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控弦开弓”，为国家国防铸就“坚甲利兵”，挺起了中国民族脊梁，一生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