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中国科学家爱国精神形成研究——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群体为例

                                               ——李婧铢

摘要：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群体能够取得辉煌的科研成就，与他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息息相关。分析获奖人群体的共性发现，他们的爱国精神在战火连天的时代背景中孕育，在爱国教育的引导下扎根，在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发展进程中彰显。

关键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人群体；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等系列活动。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精神。本文以3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人(截止2020年)这一科学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从获奖人群体的共性中探析其爱国精神的形成原因及发展历程，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提供启示意义。

一、炮火中点燃爱国热情

最高科技奖获奖人大多出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表1所示),当时中国大地战火连天、民不聊生。他们成长的青少年时期，目睹了日本人的侵略戕害，饱受战乱之苦。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们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国家兴亡的民族忧患意识点燃了他们对祖国强烈的情感。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土的沦陷迫使很多家庭举家逃难。身处沦陷区的获奖人们跟随家人过着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血腥的战争迫使昆山人民流离失所，这一年，钱七虎的母亲在逃难途中生下了他。在战火中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的钱七虎曾目睹抗日游击队员被日军打死放在他们小学的操场上。出生于南京的刘永坦，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不满一岁就跟着家人开始了辗转流徒的逃亡生活，年幼的刘永坦在逃亡途中曾看到过日本飞机炸死的尸体在江面上漂流。袁隆平老家的祖屋被日寇炸毁后，开始举家四处逃亡、频繁搬迁。逃难途中亲历了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目睹了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们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

严酷的现实和国家兴亡的民族忧患意识，使得“学以致用、振兴国家”成为了那个时期青少年 学生思想的主旋律。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占北平。在燕京大学就读的谢家麟每次从海淀往返城里必经日本兵的岗哨，日本兵荷枪实弹对行人搜身、殴打。这种屈辱的经历加深了他强国图存的决心，在物理系只差半年就要毕业的谢家麟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在乐山复校的武汉大学航空系。南京沦陷前，吴良镛和家人流亡到四川，先后到武汉、重庆合川求学，在合川参加大学统招考试时，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地动山摇，瓦砾、碎石、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从防空洞出来的吴良镛看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这个情景在他心里烙上了深深的印记，从此立志学习建筑，一心想把被战火摧毁的家园重新建设起来。李振声的学生时代目睹了日本人的奴役侵略和“三光”政策，并经历了山东的连年大旱，家境十分艰苦的李振声经常挨饿，从此立志要学习农业，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黄旭华在求学途中，经常眼睁睁看着同胞死于日军炮弹之下而无能为力。他立志要学习能够提升国家技术与国防实力的专业，最终选择了造船专业。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有了自己的国防。王泽山开始明白，不当亡国奴就必须有强大的国防，便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走进了这所被称作共和国军事科技的黄埔军校，励志搞国防!他们或多或少的意识到努力学习是爱国的一种方式，强大祖国首先要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并通过知识的力量改变国家现状。

追溯33位获奖人成长的时代背景，生于1916年-1941年间的获奖人们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近代中国社会最动荡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国难当头，再加上亲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国家贫弱带来的痛苦。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促使获奖人们的爱国情结根深蒂固，他们无比渴望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并产生了救国强国的梦想和志向。

二、立志踏入强国之路

怀揣救国强国梦想的获奖人们能够坚定爱国信念并找到行之有效的爱国路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学校的爱国启蒙教育以及前辈科学家的教导和鼓舞。他们意识到近代科技的强大力量后，便义无反顾的走上了科技强国的爱国主义道路。

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老师的爱国启蒙教育，无形中启迪着他们未来的爱国事业轨迹。刘东生、叶笃正、张存浩的爱国思想源于南开中学的启蒙教育。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思想非常先进的爱国人士，他号召学生“有我在，中国不会亡”,制定“允公允能”的校训，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校长非常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刘东生七年的读书生涯中曾多次参加学生爱国抗日运动，1934年在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高举“勿忘国耻”的抗日口号，刘东生就在其中。此外，南开中学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揭露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意图，张伯苓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率领师生前往东三省考察自然资源、人文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并编著《东北经济地理》开班授课。不仅如此，学校还开设“社会调查”课程引导学生认识和接触中国社会。叶笃正曾经和同学一起跟随老师会见了当时坚决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将军，冯将军叮嘱学生们健康成长的言语让正在读高二的叶笃正深受鼓舞。学校的家国启蒙教育和爱国氛围影响着他们为了祖国强盛而学习。吴孟超5岁时随母亲投奔马来西亚打工的父亲。背井离乡的吴孟超有幸就读于一位爱国华侨创办的光华中学，校名“光华”意指“光耀中华”。尽管英国殖民当局禁止学校讲授中国历史，但老师们总会想方设法给学生们讲国内的抗日形势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保定师范中学崇尚爱国、追求进步的思想对师昌绪影响很大，该校时任校长孟夫唐宣传知行合一，主张学生在自治活动中求真知。抗战时期，孟校长不仅非常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还经常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战。谷超豪就读的温州中学抗日爱国热情非常高涨，学校里有很多思想进步的优秀学生，他的大哥谷超英就是该校的一名爱国共产党员。受温州中学先进爱国思想影响，谷超豪跟随大哥的脚步接受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志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第一流人物的道德品质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也许要比纯智力成就的意义更为重要。”这是爱因斯坦纪念玛丽·居里夫人时所表达的看法。纵观科技发展史，崇高品格对人类的价 值远远超过所做杰出成就本身对世界的贡献。一些获奖人在青年时期受到了以钱学森、王淦昌、苏步青、赵九章等为代表的前辈科学家爱国事迹的鼓舞，甚至直接或间接得到过他们的教育指导，从而坚定了科技强国的爱国道路。郑哲敏感慨，老师的言行举止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钱学森鼓励郑哲敏“回国后，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郭永怀把自己当做铺路石子，用实际行动教导郑哲敏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梁思成对事业和祖国的热爱、对专业的执着和对学生的诚恳，对吴良镛的影响最深。苏步青不顾个人安危，营救、保护被反动政府迫害的学生，并经常以亲身经历教育谷超豪热爱祖国，热爱党；郭沫若秉承要培养出工人阶级的红色专家，强调培养学生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要有专长，在思想品质上也要端正，对谷超豪的科技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身心快速成长、思维逐步成熟的学生时代，受到学校爱国教育以及前辈科学家教导的获奖人，就像是帆船有了风帆，为他们的爱国道路指明了方向。面对国家所面临的灾难，获奖人幼时抽象的救国强国梦想逐渐明确化，他们树立了坚定的科技强国信念，把科研事业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科技强国的征程。

三、献身科技报国事业

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获奖人们把爱国热情、强国信念付诸于实际行动中。“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我的人生价值在于贡献”是程开甲的信念，也是所有获奖人的真挚情感。他们把国家需要作为强大的科研动力、当作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把自己一生的时光无私奉献给科技报国事业。

(一)不忘留学初心牢记强国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留学的获奖人们纷纷踏上回国征程，归国时间集中于1950年、1955年两个时间段。叶笃正、徐光宪等四位获奖人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刻放弃了在美国正处于巅峰的科研事业和优厚的高薪待遇，于1950年到1951年间回到祖国。1950年后，在麦卡锡主义的策动下，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留美中国学子采用种种手段牵制、滞留，阻挠他们的归途，回国路上险阻重重。师昌绪1948年留学美国，先后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欧特丹大学完成冶金博士学位。1952年博士毕业后本想立即回国，但美国政府禁止学理工农医的学子归国，不得已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三年。工作之余，师昌绪作为回国积极分子，参加并组织了中国留学生的争取回国活动。一方面，师昌绪同张兴钤、李恒德等人带领留学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达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他们自行印发宣传材料，利用美国的报刊等媒体对活动进行宣传。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55年回到新中国。“在美国工作只是‘锦上添花’,而回到祖国则是‘雪中送炭’”这是谢家麟的肺腑之言。1947年至1951年，谢家麟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的他却在回国的轮船上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扣留，无奈返回美国。为了维持生活，1952年再次回到斯坦福大学高能物理和微波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四年后，他成功研制出当时国际上能量最高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也就在此时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让谢家麟在转为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内回国之间作出选择，他毫无犹豫，1955年8月，毅然回到了久别的祖国。做出同样抉择的还有郑哲敏、闵恩泽，他们不惧艰险，冲破 种种阻碍绕道回国。坚决的回国信念使得他们最终都于1955年成功回到祖国的怀抱，归国后的他们立刻投身到国家迫切需要的各项科研事业中。

“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积累工作经验，回国用科技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现状”是所有获奖人出国留学的初心。学成后，他们毅然决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带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枕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王永志于1955年前往世界上最著名的航空院校之一——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通过6年的不懈努力，王永志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之际，学校负责外国 留学生事务的副院长克里莫夫和米申教授劝他留下来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这是该校破例让一位外籍学生留下来在火箭这个保密专业继续深造。但在王永志心里，早日投身祖国的航天创业队伍当中是当务之急。1961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凭着记忆把自己所学知识整理成笔记。黄昆一直强调，出国留学要有目的和方向，不能盲目追求出国。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读到英国科学家莫特写的几本书，涉及新兴固体物理领域，由此产生浓厚兴趣便努力考上了中英庚款留英的名额，如愿去了莫特任教的布里斯托尔大学读博士。1945—1951年间，是黄昆在英国留学期间，也是他对固体物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时期。他两年内完成《稀固溶体的X 光漫散射》论文，随后到欧洲公认的物理学大师玻恩教授那里做访问学者，并承担了《晶格动力学》巨著的主要写作任务。年轻有为的黄昆立志“中国有我们和没我们，makes a difference”。于是他抱着满腔热枕，拖家带口回到祖国，全力以赴投身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学工作。1947年，吴文俊考上了中法交换生，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留学，师从埃里斯曼与嘉当继续拓扑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他放弃了在优越的科研条件下继续深造的机会，一心只想回国做贡献。“每个人都有爱国之心，我们这些留洋的，盼望着学成回国为祖国做些事。”“我对祖国做贡献是还党和国家‘科学上的债’”。质朴的言语中表达着吴文俊对祖国浓烈的爱国情和厚重的责任感。回国后，吴文俊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在数学众多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

(二)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百业并举，科技先行。党和国家确定“两弹一星”研制任务后，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很快汇聚起来，这其中包括程开甲、于敏，他们淡薄名利、隐姓埋名，将自己无私奉献给祖国的国防建设事业。程开甲于1950年谢绝了著名物理学家玻恩导师的挽留回到祖国。回国后，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任教。1963年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踏入了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开始从事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从那之后，他便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在默默奉献的二十多年里，他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等在内的30多次不同试验方式的核试验任务，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从小性格内向的于敏，大学时喜欢基础理论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大感兴趣，自认为不适合从事大系统科学工程。但当钱三强希望于敏转行投入事关国家最高利益的核武器事业时，他义无反顾的放弃了自己偏爱的基础理论研究，转而投身核武器 研制事业，隐姓埋名三十年之久，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为氢弹原理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服从祖国需要，听从组织安排”是获奖人们的真实写照，为了国家需要，他们数次转变研究方向，在科学道路上披荆斩棘，做出突出贡献。谷超豪从苏联留学归国，无论是能力还是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已接近微分几何研究领域的顶峰，功成名就之日须臾可待。但谷超豪并没有继续微分几何研究，而是转向了偏微分方程研究，出发点只有一个——国家需要。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放弃已有成绩，归零后重新出发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谷超豪始终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后来学校需要谷超豪支援力学方面的研究，他又开始着手力学研究，不知疲倦地活跃在国 家最需要的领域。国家的需要始终是张存浩的科研主题，上世纪50年代，中国石油资源匮乏，加之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燃油形势十分紧张，刚刚被分配到“燃料第一研究室”工作的张存浩，毅 然投身于水煤气合成液体的研究中。到60年代，国际形势激化，中国不得不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于是张存浩又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之后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多年中，张存浩再次转行研究前沿高新技术强激光领域。无论是哪个研究领域，张存浩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徐光宪认为，做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国家的需要，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根基。他在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两个原则，即“立足基础研究和面向国家需求”。为了适应祖国的需要和安排，徐光宪从量子化学、络合物化学到核燃料萃取方向再到稀土化学等，横跨多个领域，四次转变研究方向。每次改变方向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徐光宪总能将困难转为契机。他密切关注该领域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立足基础研究，把国家需求和基础研究灵活地结合起来，最终都取得了优异的科研成果。

四、结论

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人群体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和标杆。研究表明，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人群体的爱国精神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其一，时代背景是爱国精神形成的源动力。33位获奖人生于炮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常言道，时代造就英雄，获奖人无疑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爱国情结，并由此生根发芽成强烈的救国愿望和强国志向。其二，受教育经历对爱国精神的形成具有引导作用。怀揣救国强国梦的获奖人在学校爱国教育以及前辈科学家教导的影响下，找到了科技强国的爱国主义道路。其三，获奖人的爱国精神是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三者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获奖人的爱国热情和强国志向推动着他们科技报国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获奖人科技报国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强国志向。

由此可见，当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应立足新时代背景，依靠合力教育，坚持涵养爱国情、砥砺强国志、实践报国行三者的有机统一。首先，在追梦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要注重培养青少年对祖国 和社会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以时代使命激起他们的爱国强国热情。其次，学校要深化立志教育和信念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事迹精神，营造校园爱国氛围；重视在校园文化和课堂教育中的正确爱国思想导向；遵循知行合一办学模式，加强中国历史、党史的教育，并带领学生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最后，爱国不只是精神，更是具体的自觉行动，广大青年应自觉将爱国主义内化心外化于行，把自己的事业同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昌盛紧密联系起来，在实现祖国复兴梦的伟大奋斗中彰显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