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在绵阳“两弹城”，中物院某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陈俊祥（左）和中物院原政治部主任林银亮回忆一起工作的往事

位于绵阳市梓潼县的“两弹城”邓稼先旧居前，学生向邓稼先塑像敬献花束,并庄严宣誓。本报记者 李向雨 摄

本报记者 寇敏芳 祖明远

“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南麓，一座红砖小“城”中，这首“两弹元勋”邓稼先写于1984年的诗作被镌刻在“城”的入口处。那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过去20年，这个小“城”里的人正前赴后继推动第二代核武器成功研发。

当时，这座小“城”叫902基地，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的院部所在地。在这里，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们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推动“两弹”事业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强国之路；在这里，一代又一代中物院人永攀高峰、团结协作，筑牢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在这里，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们重温前辈故事，汲取精神力量，奏响爱国奉献的时代乐章。

艰苦的条件，磨砺出坚强的意志

2019年4月13日，披上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衫，86岁的陈俊祥出门了。

他的目的地，是位于绵阳梓潼的“两弹城”。从1969年至1990年，中物院以这里为中心，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先后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等核武器理论。

大礼堂、办公楼、将军楼、邓稼先旧居、王淦昌旧居……“两弹城”里，共有167栋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及防空洞、国魂碑林等众多纪念实物——现在，这里已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陈俊祥是中物院某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最近两三年，他常受邀为一批批“两弹一星”精神的“朝圣者”讲“两弹城”的故事。

“那时候真的恼火。”陈俊祥的“故事匣子”里装满神秘往事：上世纪50年代，面对核大国的威胁，中国下定决心研制自己的“两弹”，1958年，中物院在北京成立；1963年大部队迁移到青海金银滩草原，先后成功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1969年，中物院迁至川北深山902地区，院部地处梓潼长卿山南麓，上万名科技工作者在四川继续踏上核武器研究之路……“故事匣子”里也装满辛苦往事：科学家们星期天赶场买鸡蛋，路上要跑15公里；突发疾病缺医少药，颠簸50公里才到医院；最头疼的还是下一代的教育，山沟里十分缺老师……

“两弹城”的展览馆复原了那个年代科学家们工作的场景——白天伏案研究，晚上彻夜讨论，次日鸡鸣天晓，伸个懒腰，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办公室的柜子里塞着铺盖，实在困了，打个地铺睡一会儿。”中物院某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郝樊华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刚来中物院工作时的情景。

在中物院仍流传着许多老一辈大科学家的小“段子”：邓稼先喜欢请团队的年轻人吃饭，自己却经常吃挂面凑合；彭桓武从不追求物质享受，衣服一穿就是十几年；陈能宽“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将荣誉让给一起攻关的年轻人……

选择青春无悔，续写伟大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初，为方便科研工作，中物院正式“出山”，向绵阳科学城集结。从深山到城市，改变的是地理位置，不变的是艰苦奋斗的底色。

当年，中物院副院长、“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在个人研究的高潮期“退隐江湖”，他的发现至少帮助6人获得诺贝尔奖，他却成了一个代号，17年后才得以公开身份。

默默无闻、只做不说——这是中物院年青一代面对的另类艰苦。在这里工作，手机必须锁进办公楼大门口的小柜子，也不能随意参加公开的学术会议、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

老一辈“两弹人”成长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的选择多数是被动分配。但年青一代不一样，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互联网世界长大，喜欢无拘无束，追求个性表达。“耐不住寂寞，就在这里待不下去。”中物院某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万敏研究员说。

“70后”陈天江、“80后”鲁燕华是万敏的同事，他们的工作通俗来说就是“造星”。在90公里的高空，发射一束光激发大气中的钠原子，就能在遥远空中看到发出共振荧光的星星。这项颇具浪漫色彩的科学实验引发公众关注。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当其他机构纷纷发布研究成果时，陈天江、鲁燕华和同事却因应用领域的特殊性“只做不说”。业余时间，陈天江喜欢写诗。他们就像前辈们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向着国家需要的方向前进。

时至今日，中物院依旧保留着一个特殊的入职仪式，新来的年轻人，都要走进“两弹城”上一课。课后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来中物院。

记者与10多位中物院年轻人对话，他们来自各个研究所，工龄长则10余年，短则三五年，当问起他们为什么选择中物院，回答一致：为了成就伟大事业，为国家安全强盛，也为自己青春无悔。

33岁的刘友江是留学归国博士后。这个看起来文弱的书生，已扛起中物院某研究所创新项目的大旗。刘友江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两弹城”，聆听老一辈故事后的震撼，“心中有一股热流在涌动。”

风雨飘摇的年代，年轻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放弃国外的优厚科研条件与优越生活，义无反顾选择了百废待兴的中国。

斗转星移，选择又一次摆在新时代中物院人面前。刘友江的选择和前辈如出一辙。当时，他的国外导师极力挽留，甚至帮他联系了国外顶尖企业和高校的工作，丰厚的年薪、优渥的生活都在向他招手。但他选择回到中物院。在这里，他一年有大部分时间跑野外，在零下10℃的严寒中搞实验，从破晓时分忙到日薄西山，双手冻得没有知觉。“即便辛苦，却不后悔。”刘友江说，“国庆阅兵式上，看到我们研制的‘国之重器’驶过天安门时，心里别提多激动，那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估计是做其他工作很难体会得到的。”

汲取精神力量，奋斗永不停歇

“两弹一星”精神是什么？这是陈俊祥退休后，一直在求索的问题。

第一次站上演讲台是1999年，那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陈俊祥心里打鼓：讲奉献会有人听吗？

令他意外的是，在复旦大学的首场演讲，全场热烈掌声响起17次。“掌声绝对不是对有功之臣的善意捧场，不是对牺牲奉献者的怜悯同情，而是对‘两弹一星’事业辉煌历史的回应，对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的认同。”演讲结束后，不少青年学子到台前询问，如何才能进入中物院工作。

时过境迁，“两弹城”已从绝密军事基地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越来越多人走进“两弹城”，希望从琐碎的故事片段中找寻“两弹人”的精神内核。去年，“两弹城”接待游客超过11万人次，同比增长4倍多。绵阳市“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培训班次，从2017年的每月3个，增加到现在的每月10个，达到“饱和”状态。

4月15日上午，梓潼县细雨绵绵。在“两弹城”的邓稼先旧居，四川省新华（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干警们列队向邓稼先铜像献花。31岁的戒毒所干警张运河直言，“两弹一星”元勋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赵梓君是“两弹城”的讲解员之一。每天，她会固定在“城”中走三四圈，带着一拨又一拨的参观者走进“两弹城”的风云岁月。参观路线的高潮点就在邓稼先旧居。“邓稼先铜像前，一年四季鲜花不断，几乎每天都有纪念活动。”赵梓君喜欢观察参观者的表情，她说：“小朋友最开始吵吵闹闹，看了介绍片和展览，再到广场参加纪念活动后，很多人就安静下来了，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被感动了。”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黄琬轩就是其中之一，来“两弹城”之前，邓稼先对她来说，只是语文课本上的一个人物。参观后，她被邓稼先不为个人名利、永攀科学高峰的精神所感染，“我也想当一名科学家，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

为铭记“两弹一星”研制光辉岁月，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绵阳组织创作团队，到梓潼县等当年“两弹一星”元勋们工作、生活的地方取材，创作了话剧《国魂》。剧中科学家们辞别家人隐姓埋名时的执着，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在飞机失事时用身体保护装有机密数据的公文包、青年科学家们筛查导弹残骸等场景，让不少观众掉下眼泪。

话剧《国魂》艺术总监、邓稼先扮演者贾建立是一位“核二代”。从2018年首演以来，他在舞台上多次重现邓稼先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打动人们的，是英雄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和境界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他们是真正的国家之魂、民族脊梁。”贾建立说。

“两弹一星”精神是什么？是为民办实事、是救死扶伤、是负重前行、是打破利己主义、是敢于走出舒适区、是坚持不懈做一件小事……在“两弹城”里有一面笑脸墙，轻拍开关，就能听到各行各业奋斗者的回答。他们中有基层干部、医生、警察、消防员、程序员、清洁工……他们把“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着新时代奋斗者的誓言。

老一辈科学家们创造出“两弹一星”的过程，凝聚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科技创新精神，今天，这种精神仍以各种形式在全社会传承和发扬，如同罗布泊上引爆的那颗“原子弹”。“两弹人”的故事引发了一场精神的核聚变，电光火石之间，新时代的大幕被缓缓揭开，“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芒从幕布后透出来，无数个平凡的奋斗者正朝着光芒照射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