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郑重签发了一份题为《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这份文件直接送达毛主席办公桌，同时抄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中央领导，最终获得圈阅同意。64年后回望，正是这份报告，在国家内外交困的关键时刻，为中国“两弹”研制按下“继续键”，成为改写国家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故事的伏笔，早在1956年便已埋下。这一年11月16日，聂荣臻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自然科学、国防工业与国防科研工作，此后又兼任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中国“两弹”研制的直接领导者。

为推动新中国科技事业迅速起步，聂荣臻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1957年9月，他率团赴苏联谈判35天，最终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为新中国争取到关键的外援支持。可好景不长，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与相关技术资料；1960年，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停止设备和资料供应。雪上加霜的是，当时中国正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两弹”研制究竟该“上马”还是“下马”，相关部门陷入激烈争论。

《国防新技术协定》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工作会议上，“下马”的声音一度占据上风，不少人认为“当前搞常规武器就够了”。但聂荣臻清醒地意识到：“两弹”一旦停滞，人才会流失、设备会荒废，中国尖端科技事业将倒退数年！他力排众议坚持攻关，甚至因此引来不少非议。秘书范济生心疼他身体，劝他“辞掉担子”，这位被毛主席称为“厚道人”的元帅罕见动怒：“糊涂！遇到点困难就退缩，干事哪有容易的！”随后，他斩钉截铁留下誓言：“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这份《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便是聂荣臻为“两弹”研制立下的“军令状”。报告中明确提出：“只要集中力量，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研制出中程、远程的地地导弹，爆炸初级的原子弹和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是可能的。”正是这份充满决心与科学判断的报告，给了中央领导一颗“定心丸”，让“两弹”研制得以摆脱争议，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的攻关之路。

在后续的报告落实中，聂荣臻始终是科技工作者最坚实的后盾。他常说“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用实际行动兑现许下的承诺。三年困难时期，不少科学家因缺乏营养患上夜盲症、浮肿病，仍坚持加班。聂荣臻心急如焚，以个人名义向几大军区“募捐”，调拨猪肉、鸡蛋、黄豆等副食品，还特意下命令“领导、行政人员一律不分”。拿到补给的科学家们满含泪水，纷纷表示“拼了老命也要搞出‘两弹’”。

这份报告的力量，在以后岁月里更是持续显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聂荣臻第一时间向周总理报喜。当工作人员带回印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号外时，他特意叮嘱“留下作纪念”。1966年10月27日，他亲赴发射场主持核导弹试验，在最危险的“两弹”对接环节，拒绝躲进掩蔽部：“你们不怕，我有什么可怕的！”最终，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实战化导弹核武器，第二炮兵部队也随之建立。

1966年10月27日，聂荣臻（左二）在两弹结合发射现场

64年过去，从原子弹、氢弹到东方红一号卫星，这份报告开启的征程，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挺直了腰杆。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回望那份报告，它不仅是一张“军令状”，更是一代中国人自力更生、为国铸剑的精神见证。这份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心，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向着更高远的科技高峰竭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