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1924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6年逝世。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他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6年7月29日国务委员张爱萍将军在邓稼先逝世当天即书写悼词一首：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张爱萍《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

1966年10月1日，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合影，张爱萍拍摄

最后，在北京(待了)好几个礼拜之后，我（杨振宁）要到上海去，从上海再过几天要飞回美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在机场邓稼先送我。那个时候北京的飞机场很简单，所以他一直陪我走到飞机的楼梯底下，我实在憋不住了，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他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要去跟组织上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那天他就去跟组织接触了，组织告诉他说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他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第二天派专人到上海，到的时候我在上海大厦，上海领导人请我吃饭，因为第二天我就要飞回美国。在吃饭的时候，信差送了这封信(这封信现在出版在我的一本新书里)

这封信你如果仔细看非常有意思，因为他讲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当然没有寒春。这封信后面有几段解释得非常清楚，他在那几个礼拜里头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要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子，他想要跟我讲，可是不知道怎么讲。在信的最后，他给我了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变成“千里共同途”。我当时没有记得，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我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

最近这个信发表之后，仔细看了以后，今天，50年之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以后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再见”。

——选自杨振宁《百岁生日感怀：稼先，后50年，我们千里“共同途”》

稼先的工作，稼先的为人，可称是我们行动的楷模。研究院的人谁都敬重他，爱戴他，称赞他是“大好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稼先同志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奋斗了一生。他的事迹鲜为人知。如今想来，更觉他的高尚，更加深切地怀念他。他的逝世无疑是我国科技界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稼先同志的高尚品德，为我国的科技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选自王淦昌《深切怀念邓稼先同志》

被誉为“两弹元勋”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核总九院，简称中物院)的老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他那无私奉献，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崇高形象;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至诚团结、豁达谦逊的风度时刻萦绕在我们心中。这十年，他生前非常关心并亲自注入巨大心血的几项重大科学难题与技术关键，正按照预定的目标实现了突破和发展。他那深谋远虑的建议，被中央和上级领导所采纳，正在按计划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圆满成功。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正在他为之奋斗过的事业中茁壮成长。

1984年10月，邓稼先和于敏在九所展厅

十年来，我院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面临着新的艰巨任务。稼先的精神常在，它将时刻激励九院人在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选自于敏、胡仁宇、胡思得《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

老邓是一个铸成大业的带头人，又是一位感情细腻的男子汉。我们永远怀念他!

1986年8月3日，参加了老邓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我心情沉重，回家就在台历纸的背面写下了这首:

悼老邓

——赠许鹿希老师

和平岁月未居安，一线奔波为核弹。

健康生命全不顾，牛郎织女到终年。

酷爱生活似童顽，浩瀚胸怀比草原。

手挽左右成集体，尊上爱下好中坚。

铸成大业入史册，深沉情爱留人间。

世上之人谁无死? 精忠报国重天山！

——选自杜祥琬《邓稼先的几个故事》

1987年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举办了建军60周年纪念展览。邓稼先的塑像耸立在军博馆中。许鹿希随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同志们参加7月10日对展览的预审，见此塑像有感而作：

两弹腾飞显威力，保护人口五十亿。

稼先为此许其身，七洲五洋晴空碧。

1986年7月15日，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邓稼先的时候，告诉他国务院决定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他，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两天后，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邓稼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地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诚恳地说出了他一贯的最真实的看法。他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佩戴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摄于北京301医院

李鹏副总理对他说:“党和国家非常感谢您这几十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作出的贡献，您说得也对，这个事业当然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也充分地估价您在这个核武器事业中作出的贡献。”

——选自许鹿希、邓志典、邓志平、邓昱友《生命最后一段时光》

邓稼先同志长期忘我工作，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积劳成疾。他在病重时仍念念不忘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发展我国的高技术献计献策。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人民、我国军队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大损失。

1986年8月，邓稼先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国防部长张爱萍致悼词

今天，我们悼念他，要化悲痛为力量。要学习他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身先士卒，勇担风险，舍生忘死，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学习他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的崇高品德;学习他对工作精益求精，极端负责，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学习他治学严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深入实际，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我们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加倍努力，为了祖国的四化大业，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继续拼搏，开拓前进!

邓稼先同志永垂不朽!

——选自《深切悼念“两弹”元勋 邓稼先对祖国的贡献永垂史册——国务委员张爱萍在邓稼先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

一天晚上，当我们姐弟两人睡着了以后，爸爸和妈妈整夜未眠，他俩谈了一个通宵。爸爸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妈妈问:“调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工作?离北京多远?”爸爸只说是去参加一项国家高度机密的工作，其他都不能说，随后便聊起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抗战用小米加步枪抵挡敌人的飞机大炮。谈到最后，爸爸用低沉的声音、激动地下决心似的说:“我已经答应领导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我今年34岁。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选自邓志典、邓志平《隐姓埋名的爸爸》

2017年3月清明节前，杨振宁老先生和胡思得院长来梓潼看邓院长的故居，感慨地说:“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能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不简单。”当时杨振宁就问胡思得:“你跟邓稼先几年，你感觉邓院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胡思得说:“邓院长工作很忙，生活朴素，对人很好。”杨老接着说:“他对朋友同事很真诚，没有私心。”胡院长给杨老说起邓院长的病情，一是工作原因，二是生活原因，和邓院长的身体有很大关系。

2017年杨振宁在梓潼两弹城邓稼旧居追忆邓稼先

老一辈的艰苦努力，为国家的强盛打好了基础，他们是祖国人民的骄傲。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学到了无私敬业。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应该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的事业奉献终身。

——选自游泽华《党员的风范，科学家的榜样》

在我院大家都知道稼先同志的欢乐或苦恼都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否顺利连在一起，如果一次试验结果不很理想，他连饭也吃不下去，来回徘徊，苦苦思索。如果试验成功了，他马上就高兴起来，大家往往要稼先请客，他马上就掏钱。他带到场地的好烟、糖果也一扫而光。用稼先的话来说，这二十多年来他经常是“心提在嗓子眼上”过日子，我们这些人，在每次试验没响以前，也全都是吃不好，睡不好，担心那成千上万个环节有哪个还可能出什么问题，比蜘蛛网还复杂万倍的控制、测试和监视系统的电缆、仪器设备要是有一个地方出了纰漏，那还了得!真叫人够提心吊胆的，连家属也睡不好觉。我们一出发到试验基地，家属们也在焦急等待试验现场的试验消息，心也都悬着。稼先在北京时心跳一般是七八十次，可是一到基地，在起爆前他的心跳常到120多次，血压也常往上蹿，心情非常紧张。稼先同志和从事这一研究事业的同志一直把周总理指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当作工作的座右铭，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

——选自高潮《怀念邓稼先同志》

我有幸在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研究设计工作。他是我们的领导，但不准我们称他官衔，一定要大家称他老邓。他留美回国，为人没有架子，群众关系极好。核武器研制工作能顺利进行和他善于团结大家，在理论部营造自由、平等的学术气氛有很大关系。老邓能团结所有的学者，很好共事。

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在1966年开大会给大家作报告时说:“九院是二机部的龙头，而理论部则是九院的龙头。”可见他推崇理论部科研集体的作用。作为理论部主任，老邓功不可没。

在老邓的领导下，我们学大庆人的“三老四严”精神（“三老四严”是在大庆油田会战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优良作风，三老指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指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在理论部的学术会议上，大家不分地位高低，不管你是博士还是刚离开大学校门的毛孩子，大家只服从真理。热烈地自由讨论，平等地交换意见，切切实实地做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形成了一个学术民主、作风踏实、思想活跃的团结的战斗集体。

——选自陈侠先《亦师亦友邓稼先》

见到这张老照片上的汽车，父亲感慨万千。

邓院长住院手术后，原来九所车队配置的伏尔加牌轿车的空间较小，而邓院长身材高大，手术后弯腰乘车极为不方便，院里便购置了这部尼桑车，里面的空间要大一些，可是汽车上牌照还是费了很多周折最终在国防科工委申请了军车牌照。这个时候，邓院长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已经没有机会坐这辆尼桑车了。父亲清楚地记得邓院长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尼桑车的情景。

作者父亲任长义作为司机与邓稼先仅乘坐过一次的“专车”合影

1986年五一前夕，确切的时间是4月30日晚上，邓院长悄悄地问我父亲，天安门广场摆花了没有?父亲告诉他:“听说摆好了。”邓院长又转身对警卫员小游和我父亲商量:“拉我去天安门看看花吧?”父亲当时就拒绝了，说:“您现在身体这样，医生嘱咐不能离开医院。”小游也说:“许阿姨知道了，肯定批评我。”邓院长说:“没关系，咱们不告诉他们。”禁不住邓院长的恳求，我父亲开车警卫员小游陪同，他们偷偷地带着邓院长去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在灯火通明的天安门广场，身体虚弱的他再也无法靠近艳丽的花坛，只能在车上留恋地看上一眼。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很多东西忘记也就忘记了，而有些东西却能永存。听说邓稼先纪念馆正在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相信，那个A70-0265的车牌会被很多人看到，邓稼先感人的故事也会代代相传下去。

——选自任海云《仅乘坐过一次的“专车”》

1986年8月3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召开邓稼先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持，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眼含泪水致悼词：“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无私无畏地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工人阶级优秀战士，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这一天，四川绵阳人民也在无比悲痛中悼念邓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赵清民写下饱含深情的诗句，并由时任梓潼县副县长谢汉杰镌刻成碑，安置在长卿山。

此碑现立于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邓稼先小道

怀念两弹元勋邓稼先院长

赵清民

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

踏上梓潼九曲路，送出玉门万里关。

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

月宫无路终许上，昆仑有阶自可攀。

不知邓老今何去，忠魂长眠涪江畔。

(1986年8月3日)

作为邓稼先多年的同事和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全程参与了这份建议书的起草，并负责在医院与研究所两边联络。

那时，同事们都亲切地将邓稼先唤作“老邓”。胡思得回忆，老邓忍着病痛手书，笔迹常显得缭乱，他便负责把其意见整理好，交给于敏、胡仁宇等专家修改，再将修改稿送到医院交老邓一字一句审阅修改。

这封写于3月14日的信，正是那些往返意见中的一封。只是，那天:邓稼先对建议书签名上报方式作出安排后，最后又加了一句:

“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这是邓稼先在工作中罕有的一次谈及病痛，但也只此一句。

许鹿希至今记得，病床上的邓稼先手握密封的信件，对她说:“这份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都重要!”

1986年4月2日，这份重要的建议书定稿，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中央呈报，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18天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他留下最后嘱托：“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这是一份凝聚着国防科技工作者报国情怀、又十分科学客观的建议书，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此后，中国核武器事业走过了一条“十年加快”之路，核武器研制水平实现了极大提升。

——选自吴明静、杨舒《“这份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都重要”》

“以后，我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件事情如果做好了，我这一辈子就值了。”这是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邓稼先说给妻子许鹿希的话。但过早离世的他并非没有遗憾，他的事业并没有亲自完成，学术著作也未及动笔。

“姑父说过的两句话对我触动最大，一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二是他临终前对我姑姑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我还选择核事业，我还选择你。这是他对于自己一生的概括和总结。他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也是对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属望。”许进说。

——选自余诗君《邓稼先，能“享”“受”的人》

1964年，中国第一颗子弹爆炸成功，许鹿希才隐约知道丈夫在做什么，那时她更加觉得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他们之间的爱情、亲情早就同国家命运和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了。

许鹿希在每张纸条上，工工整整地写下“邓稼先使用过”

结婚33年，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仅有6年，最后一年还是在邓先的病中度过的。邓稼先去世后，家里的陈设从来没有变过，他用过的东西都标上了年代、使用期，那个他坐过的沙发上的毛巾都没有换过……在许鹿希的世界里他没有离开。

——选自唐蕊《邓稼先家风：为国奉献简朴生活》

这些散落在各大媒体文章中的点滴往事，串联起邓稼先那平凡却又伟大的一生。从毅然回国投身核事业的坚定，到隐姓埋名二十八载的坚守；从在大漠戈壁中用算盘丈量核物理世界的执着，到面对危险时那句 “我去” 的果敢；从生活中把每一份温暖让给他人的无私，到病榻上仍牵挂事业的赤诚…… 他的音容笑貌，早已超越了岁月的阻隔，深深镌刻在我们的心中。

39年过去，风沙吹老了戈壁的容颜，却吹不散他留下的精神火种。如今，当我们仰望星空，那枚曾照亮东方的蘑菇云仿佛依旧在历史的天幕上闪耀，而邓稼先的名字，就是这光芒中最亮的星。他用一生践行了 “许身国威壮河山” 的誓言，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永远的精神财富——那是对国家的赤诚、对事业的坚守、对名利的淡泊。

今天，我们再次拾起这些记忆的碎片，不仅是为了缅怀一位逝去的 “两弹元勋”，更是为了让这份精神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因为我们知道，正是有无数个像邓稼先这样的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才有了今日中国的底气与荣光。而他未曾远去的身影，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片他深爱的土地，续写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