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探索太空的第一步

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他宏亮的声音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了进军的号令：“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8年11月，王希季没想到的是，他突然被调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具体做什么工作，安排王希季的工作人员只是说“去了就知道了”。去了之后，他才知道是要干一件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大事——研制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来发射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我们深知这件事情对国家的分量，这要求我全身心投入，一心只为国家作贡献。”王希季说。

没有人做过运载火箭，他们就决定从探空火箭开始。然而，参与研制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有的年轻人甚至还没毕业，就拿着组织上的调令报到了。时年37岁的王希季面对挑战，带领着“娃娃军团”开始了边学边干的艰苦探索：缺乏技术，他找来资料自己先学，再给年轻人讲课，自嘲为“现学现卖”；来不及新建试验室，就把厕所改装成测试室；来不及建通信线路，就用手势或用人传递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联络；没有吊车，就用类似于古老的辘轳的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很多“土办法”成为当时解决技术性问题的关键。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了短短9个月的时间，由王希季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就奇迹般地诞生了。1960 年2 月19 日，在上海郊区一个由稻田改建成的简易发射场上，“T-7M”昂然屹立在发射架上， 虽然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却标志着中国在走出地球、奔向太空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图|王希季与钱学森在“T7-M”发射架前合影

完成研制探空火箭的任务后，又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找到了王希季——负责主持中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他做了大量的调查，了解现有的技术力量和所支持的设计参数。在全面考虑空间、地面、材料、技术等方面的基础上，王希季创造性地将导弹技术与探空火箭技术相结合，液体的推进剂火箭和固体的推进剂火箭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既能够达到足够的运载能力，又可以节省许多研制经费，时间上也能够满足发射卫星进度要求的技术方案。运用这个方案研制成功的火箭，就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一个型号——“长征一号”。

1970 年4 月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声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带着清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带着中国人的壮志与豪情飞向太空，扶摇直上。

然而，王希季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取得火箭技术一系列的突破之后，他在54岁那一年，又担任了我国返回式卫星的首任总设计师。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穿云破雾飞上了太空。又于3天后按预定地点顺利返回地面。这颗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图|1975年，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成功回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发射了3个型号16颗返回式卫星。根据王希季提出的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我国的返回式卫星成为研制周期最短、成本最低、发射数量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卫星系列，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5年，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主任任新民院士出访欧洲时，欧洲同行们无不钦佩地对这位老总说：中国的航天技术有两件事了不起，一件是研制出氢氧发动机，再一件就是研制出了返回式卫星。

毫无疑问，王希季是创造这两个奇迹的功勋人物之一。

坚持正确意见，不能算固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强的奇迹蜕变，王希季也早已从火箭的“门外汉”成为航天事业的开创者。成功与荣耀背后，有痛心的教训，也有捍卫真理的过往。

1960年，王希季负责的三次火箭发射任务接连受挫。其中一次，因为天气状况突变，本来发射正常的火箭被风吹倒了。

“痛心啊！大家那么多的心血！岂止是沉默，很多人流泪了。”王希季向组织讲：“我是技术负责人，要处分就处分我，其他人都没责任……”

“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定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通过失败，得到的经验。”王希季说，中国的航天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跟着外国跑，要不图虚名，务求实效。

中国18种探空火箭中，有12种是由王希季担任型号负责人研制出来的。探空火箭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气象火箭、高空探测火箭、生物火箭乃至载人航天器的研究都有很大贡献。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做大动物的试验，省了很多时间。正是因为王希季的创业团队在60年代的生物火箭上已做过狗的试验。

王希季的一句话让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在技术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候少数人坚持的往往是正确的。”

为了支持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王希季不惜一次又一次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此，他总是不怕惹麻烦，不怕得罪人，更不在乎是少数派，只要认准了是好的就决不放弃。他坦言：“要想有新的突破，总得有人甘冒风险，肯担责任。”

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数字化就是在王希季的支持下，为卫星研制工作开辟的一条新路。过去，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完全具备装星应用的条件，但当研制者提出卫星上用计算机时，却没有人敢上，领导层也不予支持，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人对“数字化”这个概念还很陌生。

面对这种局面，王希季经过认真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认为值得一试，而且也有成功的把握。他顶住种种压力，率先果敢进行试用，实践证实效果非常理想。从此，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得到普遍应用。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时，大部分人的意见是紧跟国际潮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为此，王希季专门写出题为《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的》长篇论文，指出耗资巨大的航天飞机不符合国情，他的观点逐渐将业内专家引向发展载人飞船的方向上来。

一生坚持尊重客观规律的“倔老头”王希季赢了，最终引领着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所以才有了神舟系列飞船，才有了杨利伟、翟志刚等一批批航天员顺利飞天、遨游太空。

图|王希季与航天员在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前合影

关键时刻力排众议充当开路先锋，一次次勇担风险屡立奇功，让人们敬重王希季的胆识与魄力，佩服他在工作中运筹帷幄、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

王希季一次又一次为国家需要“转行”，正是因为他深藏功与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长征一号”和“东方红一号”的主要研制名单中都没出现过他的名字……

1999年，王希季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获奖简介中有这样一段介绍：“我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及其后的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倡导并参与发展无控制火箭技术和回收技术两门新的学科。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此外，王希季还主持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设计，参与过多艘神舟飞船研制过程的技术把关……这位造火箭的“两弹一星”元勋，穷其一生都在为实现中国人的太空梦想殚精竭虑。当已经78岁的他站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白发老人，为中国航天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祖国没有忘记我！”78岁的王希季感慨万千。

图|王希季(右起第三位)在“两弹一星”授勋主席台上

当时已近8旬的王希季早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他本可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自己去安享晚年。但是从他眼神中依然还能见到那坚毅的光芒。他决心要为技术创新、国家发展而不懈奋斗。纪录片中，他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能够为建设出力，能够为民族伟大的复兴出力！”

从造火箭到发卫星，又将目光投向了应用卫星和太空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王希季一直呼吁研制发射地震电磁监测试验卫星。“汶川地震，如果我们事先有地区连续的空间监测的热和电磁效应的图像，可能会有预报。”王希季建议将空间手段与地基监测相结合，建立天地一体化的立体地震电磁监测系统。

王希季是白族，耄耋之年，依然没有忘记建发电厂解决民族地区能源的初心。90多岁时，王希季与多名两院院士共同完成《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预测和对策研究》，提到中国将在2040年建成商业性的空间太阳能电站。

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九十岁高龄的他依然紧张不辍地工作着。

单位的保安说：“王老每天都来上班，不生病、不下雨的话，八点半前肯定到。难以想象94岁的人还有这么大的劲头。”一台地球仪、一幅资源卫星地图，王希季的办公室里，除了和航天有关的资料用品，别的几乎什么也没有。《空间科学应用》《世界导弹大全》类的书籍码满一墙书柜；桌上《SPACE NEWS》等中外期刊堆得一尺高。

他的助手说，王老手边总有一个小本，记得密密麻麻，每隔几页贴个便笺。这位出生在1921年的老人，工作上仍是“创客”的节奏。他每天上班，认真研读相关政策，关心“中国制造2025”。说起自己搞的新项目——“互联网+航天”，说起互联网时代航天如何服务国防、经济、民生，王希季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他说要抓紧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为后来者将前进道路铺得尽可能平坦一些。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王希季早已与太空结下不解之缘，令他魂牵梦绕的始终是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